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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缩千年的尘世回响: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

【来源: 爱乐 】 作者:孙健 2013-04-07 16:37 编辑: 刘暮彤
『音乐片段试听』:大地之歌   大地之灯:古来圣贤多寂寞 天宝十一年,是诗仙李太白赐金放还的第八年。此时,其与友人岑勋、丹丘纵饮高歌,酣畅淋漓,似乎亦只有酒与诗,才可浇其内心之块垒,释心中之不平,也恰是这一年,倾载着万般离愁与豪壮的《将进酒》一挥而就,流传千年。 诗中曾有"古来圣贤多寂寞"一句,细品之下,这似乎并不仅仅是一句总结,亦像一句预言。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:如若诗仙李太白曾饱饮之美酒得以留存,那我们取一瓢饮尽,是否便可顿悟其酒中真言呢?即便笔者所言荒唐,但答案恐怕依然否定无疑--君不见,太白之寂寞久矣!而要在这盛满美酒的金樽中品酌出其逾越千年的寂寞,则亦是难上之难。 "古来圣贤多寂寞"。但既是寂寞,即便不可体察,亦会有回响之音。从此出发,李太白其人其诗,则犹若一盏摇曳不止的杳渺孤灯,即便逾越千里与千年之外,亦阻隔不断。 笔者依此忖度,则在李白于20世纪初的两位遥远的"共鸣者"中,生出了几分弦外意趣。其中第一位,便是20世纪现代派诗人埃兹拉·庞德。其以汉学家费诺罗萨所遗一百余本汉学笔记为由,曾创作了以唐诗为蓝本的《神州集》,这部诗集虽只有短短18首,但李白诗篇却占据了12首。其中第二位,则是我们所熟知的--古斯塔夫·马勒。或许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,在庞德译诗的8年前,马勒亦根据汉斯·贝特格所做的德译中国古诗集《中国之笛》创作了他的生死之作,这便是内容驳杂万象的《大地之歌》,而在其选用的7首唐诗中,李白亦占据了半壁江山。更为巧合的事则在于:不论是庞德还是马勒,对李白的大气度似乎都无甚兴趣,而更愿聚焦于其尘世愁怨之上。比如庞德所译李白的《玉阶怨》、《长干行》,又如马勒在《大地之歌》7首诗歌中所用的李白的《悲歌行》、《采莲曲》等。而马勒与庞德两相比较之下,前者意义似乎更为重大,其不仅仅用唐诗风韵借古喻今,亦用音乐借东喻西,创作了一部不朽之作。 "古来圣贤多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",借由《大地之歌》,马勒似乎已悄悄接过了一杯诗仙未饮尽的千年之酒,他在成为一位饮者的同时,也遥望孤火,在大地上做出了铮铮回响。 大地之种:悲来乎 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又名为《尘世之歌》,乐曲共分六章,单数由男高音演唱,偶数则由女低音演唱。面对这样一部浇灌着人声与交响乐的杰作,似乎任何溢美之词都不会显得多余。布鲁诺·瓦尔特便曾称其为"一部最马勒式的作品",而马勒专家海夫林则称其为"一部交响乐与声乐的终极综合体……一部在细节表达与整体结构方面马勒从未超越的典范融合。" 但这部包裹着诸多赞誉的佳作,于马勒个人而言,却具有两个特别的意义。其一便是马勒的"死亡情结"。或许是贝多芬与布鲁克纳充满死亡气息的《第九交响曲》阴影太过沉重,以致作曲家甚至无法将之列入其交响曲的编号之中。而从整部作品弥漫不止的生死对弈中(第一与第六乐章尤甚),我们亦能感觉到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所保持的生死追问。其二,则是作曲家那留存于心的个人化表达。在作品完成后的1908年,马勒曾对瓦尔特说道,"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首作品……我相信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创作的最个人化的作品。"这几句素朴的话像是一把金匙,而那扇叩开其心扉的大门,则是属于马勒的1907年。 马勒的1907年似乎只有两个字:"灾难"。这恍若李白《悲歌行》中的"悲来乎,悲来乎"的一年,充斥着尘世的沧桑与坎坷。  马勒的"一悲"是身份之悲。在《第八交响曲》创作完成的七个月后,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一职已岌岌可危。作曲家本人曾在写给瓦尔特的信中有过对自己身份的明确界定,"如果我想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,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步步退让……于是最终我必将与之分道扬镳"。马勒于3月正式辞职,并在5月时开始了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接洽。紧接而来的"二悲"则是丧女之悲。1907年6月,马勒一家如往常一般来到奥地利维尔特湖畔消夏,但这处见证了马勒的《第五交响曲》至《第八交响曲》以及《亡儿悼歌》等作品的创作福地,却在此刻笼上了死亡的帷幔--马勒《亡儿悼歌》的创作地亦吊诡地成为了其女儿死去的不祥之地。其三悲则是身疾之悲。此时,医生已告知阿尔玛和马勒--后者可能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,而随后维也纳专业医师的确诊则定下了马勒的死亡"预言",其所患顽疾正是心内膜炎。 在此,面临人生苦痛的马勒再次拿起了乐笔,这正如其早年所说,"只有当我经历时我才能作曲,或者只有当我作曲时,我才在经历!"于是,1907年的尘世坎坷便自然的流入了马勒于1908年夏季的《大地之歌》创作之中(笔者注:阿尔玛认为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创作于1907年夏,但根据贝特格《中国之笛》1907年10月5日的出版时间等方面综合考量,最有可能的创作时间则为1908年,即在上述三重悲痛之后)。当马勒与贝特格的《中国之笛》相遇时,一切似已命中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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